新型肺炎的确诊数字和疑似病例还在快速增加，对这次突发疫情的报道、评论和预测占据着各大媒体一半以上的篇幅 -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关注点也从最初的各地发病人数到防控措施，发展到对不同行业、甚至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毫无疑问，对这次突发事件的分析研判，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对未来的判断和应对，而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其实已经能从出现的迹象中发现线索。 

迹象一：从C端起步的互联网行业成为中流砥柱，而G端和B端的信息化程度则需要质的提升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电商、移动支付、物流、快递、甚至头条的视频，这个全民足不出户的春节将如何度过？在大年初六确认了寒假将被延长那天开始，女儿的私教老师已经开始用某个免费的网上教学平台开始给她补课，尽管是第一次用，但看上去适应的很快，女儿甚至建议疫情过去了也可以网上补习，没什么不好。可以说，和03年SARS那次相比，这次中国人民切切实实地享受到了互联网带来的红利，而且可以预见到的是，由于这次突发事件的影响，陡然降低了许多场景从线下转到线上的相对转换成本（现在出门的成本太高了），加上一段时间的用户习惯培养，C端消费者的时间分配比例又一次面临大调整的机遇，在线娱乐、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的场景将会大比例地“侵占”线下场景，一方面这会使得社会资源的效率进一步提升，好影片出来了不必一定要去抢座位、好老师节约了许多交通的时间、好的办公楼人均单价也会下降；另外一方面，也倒逼所有的服务行业必须具备线上能力，否则不是这个行业没有了，而是缺少线上能力的企业被淘汰了。
      与C端互联网的中流砥柱作用相比，G端（政府）和B端（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则显得明显不足，突然发现政府已经投资了好几年的“云”和“大数据”似乎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尽管我们的机票、火车票都是实名制的，住酒店都要刷脸，大街小巷布满了摄像头，手机和高频应用都有定位功能，但是要让武汉市和其他当地政府追踪有多少“武汉人”流出和流入，都住在什么地方，是否已经纳入隔离观察，估计没谁说的清楚，而对于黄冈这样的二三线城市，就连有多少传染病床、当天收治多少病人在疫情爆发好几天后都搞不清。如果把视线深入到防治工作的大后台，突然发现效率就更低了，全国各地各种标准的防护用品产量多少、起运时间、何时到货估计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手工填表计算，就算铺了再多的人力，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出错和混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投了许多年、花了不少钱，但是政企领域的信息化仍然是相当低水平的，这和我们在各大IT厂商所做的广告和作为消费者感知到的C端互联网的“智能”程度相比，差距巨大。进一步延伸去想未来几个月可能的“用工荒”，整个制造业也必须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向智力密集型，越来越多的生产和销售都要走向数字化支持下的自动化，才能适应未来的变化。如果说，17年前的SARS催生了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大发展，这次突发事件应该会让多数政企单位看到用数字化赋能和改造自身核心业务流程的必要性，真正用科技手段提升工作效率和适应性。

迹象二：自上而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法仍是优势，但是网络时代自下而上的创造性潜力不可小视

      前几天看到一段网上的视频，是美国某电视台脱口秀栏目的主持人盛赞中国速度，他惊呼武汉能够在10天内建成一座医院，而相比之下美国10天里可能还接不通一根光纤。的确，集中力量办大事一直是中国的传统优势，这个模式不仅成功地运用到17年前的小汤山救治SARS，也体现在中国的方方面面。由此，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数企业都将战胜困难的信心建立在领导的重视，以及集中资源统一调度上。这个模式毫无疑问在战场清晰、目标明确的情况下效率最高。 
      同时，这个模式也有自身的局限，在缺少经验、“想不到”的地方，就明显出现混乱甚至是停摆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脑补一下，在疫情爆发后的这两周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是如何度过的，一方面要了解有关疫情的各种情况并作出决策，另外一方面要在封城后保障千万人口城市各项基本功能的正常运转；一方面埋在具体紧急的事项中不断救火，另外一方面还要安抚市民的恐慌焦虑…想想都知道这需要多大一张脑图才能将所有的“要事”都统筹起来，需要多少人的统计分析汇报才能掌握实际情况，需要记住多少数字才能不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失分”。在这场战役之中，政府领导必须是个全能型专家，士农工商衣食住行样样精通才行。而这场战役恰恰是个对手不清楚、进程难预测的超级复杂项目，在此过程中要关注的人和事层出不穷，这也是为什么交通管制以后医务人员的保障会出现困难，最终由盒马鲜生和其他一些餐饮企业主动担负起免费送餐的工作；武汉的医院防护用品都在告急，而物流只能送到红十字会的仓库，在叫号式地分配给各单位、然后各自领走，而实际上捐赠者就是通过微博了解到了医生的援助需求，完全可以点对点跳过中间环节直接提供帮助；在我们完全能够想象的恐慌气氛中，武汉市民通过微信串联起来，搞了一次振奋人心的国歌大合唱；我们还能够想象，有不少不在武汉甚至不在中国的专业人士，可能正在寻找抗击病毒的有效方法。所有这些信息汇聚在一起都说明，在一个不确定边界、缺少经验的复杂项目中，在一个广泛联结的网络时代，民间智慧不可小视，TA往往能带来过去从未有过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解决许多依靠集中管控所无法预料的未知难题。

迹象三：这次突发事件对短期内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肯定的，但反而激发了优秀企业加速转型加快发展的动力

      自从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定性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后，明显让舆论的焦点转向了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关注。目前来看担忧的主要在于三个方面：这次疫情将直接导致许多服务行业的收入下降，受到冲击最大的行业包括餐饮、旅游、电影、交运、教育培训，进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由于复工时间的延迟会减产；由于受到人员往来的限制和对中国供应链的担心，依靠出口的企业会在疫情警告解除前丢掉不少订单；大量的中小企业现金流将经受考验，不少企业可能因此需要裁员，才能渡过难关。对于用什么办法来摆脱困境，大体上也有三种预测：一是在宏观层面，预计国家会进一步加大赤字和投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二是在中观层面，部分受到负面影响的行业会在二季度或者下半年迎来报复性的反弹，而互联网、医药卫生及应急保障领域会有超常规发展；三是微观层面，企业要准备过紧日子，现金为王。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分水岭，许多企业会倒下，同时又有一批企业会发展起来。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几乎每次转轨都是通过某个“偶然”事件突如其来，所有之前的计划都似乎难以赶上这个变化，不论是产业升级、供给侧改革还是高质量发展，似乎所有的计划安排最终都靠某个“偶然”事件变成现实。但当我们深入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些所谓的偶然之中早就蕴藏着必然，等这波“大考”过后，没有任何行业会消失而只不过会变形，脱颖而出的一定是那些依靠科技力量、用心经营客户的企业，敬畏大势、未雨绸缪者将是本次加速转轨的最大受益者。相反的，总想着把今天的谷子吃干榨净，总想“等等看”的企业永远无法得到足够的时机窗口，往往在剧变中落幕。今天的成与败，都取决于过去做了什么；明天会怎样，取决于今天怎么做。经历了这次大考的优秀企业会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提升自己的科技含量、加速自己的数字化进程，产业升级因此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加快全球化布局的步伐，将自己的生产和销售深度地向海外延伸；扎扎实实练好内功，走上稳健经营的道路。

      不论是时代的变迁还是领先企业的诞生，每次重大突破都产生于困境之中，而真正走出困境的出路基本来自于心智的转变。“失去了几个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将激发有事业心和创新思维的企业家，以更快的节奏和步伐转型发展，中国的创新活力将进一步释放出来，“微观信心指数”将首次超越“宏观信心指数”，从“水大鱼大”的发展模式进入“鱼活水活”的新时代。